我是李云峰， 1992年大学毕业后分工到禄丰县一平浪煤矿，先后当过技术员、厂团支部书记、团总支书记。1997年时逢禄丰县公务员招考，我考入禄丰县法院。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，到2006年通过司法考试取得A证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法官，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夙愿，同时，也为自己能从事这样一个光荣的职业而感到骄傲。
法院的二十年，我在过的部门比较多，但更多的是在基层。有十一年的光景，我都战斗在各个基层法庭，和老百姓们打交道，看惯了村民们的淳朴。当一双双因为自己权利得到维护而高兴的眼神、一双双满是老茧想拉你又不敢，只是一连声说着谢谢、谢谢的面孔在眼前闪过，我都会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。
2012年11月的那一天，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。偶然的原因到禄丰县医院检查后发现了肝脏病变，医生建议进 一步检查。凭着自己对医学知识了解，直觉让我知道出问题了、出大问题了。一个人在医院里一圈又一圈漫无目的地转着，我不敢想、也不愿想，但白发父母、年幼孩子、工作、家庭，一潮接着一潮、一幕接着一幕如泛滥的河水全部冲入脑海。我还有多少时间，是瞒着家人，自己一个人走到终点，还是告诉家人一起商量对策？在近一个小时的游荡后，我打电话告诉了家人，全家的反应不说大家也能想得到。因为此前有三位同学都是癌症，在做完手术后很快就离去了，所以我从心里就不想治疗，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后事安排好。但经不住家人眼泪的浸泡住进了云南省肿瘤医院诊疗。各种检查完毕，在2012年12月5日一早走进了手术室。说实话，我是全身颤抖走进去的，一次次的回头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到明天的太阳。手术很成功，当我再次看到东西的时候已是十二小时之后，苍白的病房映照着家人的焦急，护士在一旁无声的忙碌着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的我躺在病床上，两旁各种仪器的不时发出滴滴声，麻醉过后的巨痛和术后的虚弱使我的呻吟微不可闻。手术切除下的肿瘤没有什么惊喜，经过病检确诊是肝细胞性肝癌。从医生每天的查房语言中，我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太好，在我再三的追问下，医生很委婉地跟我说：“别当心，手术很成功，肝癌在国外治疗效果好的话能达到五年的生存期”。国外，我沉默了。
出院了，术后恢复的日子痛苦而又漫长，术前68公斤的我术后只有不到60公斤。疼痛和虚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不知道离结束还有几天、几个月。于是，我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、吃不下、睡不着、我开始关上自己所有的心灵门窗，在孤独中冥想。2013年的春节不知道是选样过的，全家都因我而沉浸在一种未日的氛围中。无数次问自己，我真的到站了吗？我就这样完了吗？这剩下的就只有等待吗？看着年幼的孩子、几乎绝望的父母，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。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我，我忽然觉得我不应该这样等着死神的降临。我找到一个我多年的中医朋友，他听了我的情况后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，他告诉我，他没有能力治好我的病，但能让我吃得下、睡得着，有尊严地等死。我好象摸到了什么，病情已不可挽回、死亡已不可避免，与其忧郁的等死，为何不能愉快地过好每一天？从这一天，我向家人提出了一个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决定，我要回单位上班。我开始慢慢走出自己的阴霾,在朋友中药的调理下，我的恢复出奇的好，挺过了术后的疼痛和虚弱，挺过了肝脏介入治疗的不良反应。13年3月份，我再次走进我离开了四个月的办公室，同事的相处中我找到了欢乐、释放了压力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，竟然很少去想我还有几天这样的问题。每次治疗结束后回来，又投入到办案中，我的恢复竟越来越好，最危险的两年就这样过去了连肿瘤医院的医生都感到惊讶。我自己也感到我是病人但不是废人。
正在我为自己的恢复感到高兴，甚至认为奇迹在为我降临的时候，2015年4月，命运再次把我拉入了黑暗，右腿的突然疼痛发现肿瘤转移到腰椎和盆骨。我知道，癌的转移意味着我已经进入的恶性肿瘤的晚期，我再次颤抖着走进肿瘤医院的手术室。这次的手术比第一次还大，把第三腰椎切除了一半，用金属支架把第一腰椎和第五腰椎连在一起，在病床上一动不动躺了一个月，每天只能在护工的帮助下略微地翻一下身。在清醒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问我的主治医生，我还能站起来吗？我还有多长时间？医生的回答让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你还能站越来，还能走路，转移暂时不会危及你的生命，但可能再也无法摆脱疼痛。正如医生所说2016年左髂骨上癌细胞长大，导致左腿疼痛，再次手术刮除、17年腰椎和髂骨先后复发，致双腿疼痛，两次手术、18年1 月，髂骨第三次复发，手术。云南省肿瘤医院的手术室我成了常客，我不再颤抖，一次一次在妻子的护理中恢复出院。前后六次手术，肿瘤不断的复发，疼痛越来越剧烈，止痛药从一般到越来越高端，可能不需多久就要达到顶端。下蹲、坐、站都有困难，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事已离不开妻子的帮助。但我们始终有一种默契，我自己不把自己当病人，家人也不把我当病人，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马上就六年了，我已超出了当年医生所说的五年生存期，长期的治疗，医院的医生都成了朋友。我的主治医生孙博士和袁主任在开玩笑时都会说：“你就是心态好，要不早死了，你看和你一起进医院的还有谁”。我想这算是医生对我最好的鼓励了。俗话说，劝别人容易，自己做起来难。没有人不怕死，也没有人想早死，当我们知道别人生病的时候，总劝导心态要好如何好。但当自己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向往，面对家人、亲朋、工作和自己尚未实现的目标，可以想象来自思想上、精神上的各种压力有多大。这时候，没有人能帮你，除非你能从这种战胜自己，走出恐惧，让自己的精神不倒。什么是心态，个人理解就是“拿得起、放得下”，一个是保留、一个是放弃，保留我们的对生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，学会调济自己的情绪让自己随时都能有一个好心情。放弃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，放下的越多，你就越能平淡地对待死亡这个避无可避的现实。在生病的六年里，我看到了太多，认识了来自各地的病友，许多病友可能下次复查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来了，他们的离去，有的是确实难以逆转，但还有很多，精神已先于身体死亡。六年来，我始终感觉一个人活着要有追求，我所说的追求不是什么远大的目标，而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精神找一个寄托。现在的我，随时有可能瘫痪，我一直感觉时间不够用，每分钟都要在巨大的压力下生存。但回到工作中，案卷里，我会觉得自己还能发挥价值，感觉这就是自己活着最好的证明，我可能残疾但不能让自己残废。
从去年开始癌症疼痛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我想这些癌细胞可能又准备去别的地方活动了。每次去治疗前，我都会衡量下正在办理案子是否需要申请延期审理。如果哪天我感觉我不能回来了，我会提前把案子移交给别人。既然不能解决癌症，那就跟他“生死与共”吧；既然死亡已不可避免，那就活好每一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在工作中找到生命的希望，虽然不知道这希望还有多久，但每一个案卷都是自己活着的痕迹。
如此文能对与我有相同经历或者身边有相似的人有所帮助，将是我最大的快乐。也借此向一直关心和照顾我的各位院领导和同事诚挚的说一声“谢谢，谢谢你们”。